多松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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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松年系中共早期党员,蒙古族,曾任中共察哈尔特别区工委书记,1927年曾代表绥察二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。会后返抵北平,正值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,绥察党组织惨遭破坏之时,但他不避艰险,仍然来到张家口,力图恢复党的组织。结果,由于叛徒告密,多松年不幸被特务逮捕,严刑拷打后杀害于张家口清河桥畔(原大铁桥畔),后背特务用钉子钉在张家口市大境门上。后来尸体被工友们掩埋在西山坡的荒冢中。
中文名
多松年
国    籍
中国
民    族
蒙古
出生地
归绥城北郊(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毫沁营乡
出生日期
1905
逝世日期
1927
职    业
中共早期党员
信    仰
中国共产党

多松年早年经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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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松年(1905-1927)原名多寿。蒙古族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归绥人。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。早年入土默特高等小学读书,受到进步教师的影响,思想追求进步,先后参加过归绥学生砸日资电灯公司的斗争和抵制日货运动。
多松年1905年4月出生于归绥县麻花板村(现呼和浩特市新城区麻花板村)一个贫苦的蒙古族农民家庭,又名多寿,蒙名乌力吉图。他的父亲叫蒙克,生有二子一女,多松年是长子。1918年,多松年进入归绥旧城石王庙小学读书,后转入土默特高等小学校就学。1923年5月,在归绥青年学生抵制日货、反对“二十一条”、打“盛记洋行”的爱国运动中,多松年都活跃在斗争第一线,成为骨干。1923年秋天,多松年考入北京蒙藏学校,同年底,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,担任蒙藏学校团支部第一任书记,在此之后,参加了“二七”大罢工纪念、五卅反帝大示威、迎接孙中山先生北上和孙中山先生逝世追悼会。1924年秋天,多松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是蒙藏学校党支部负责人之一。1925年春,多松年与乌兰夫、奎璧创办了内蒙古最早的革命刊物《蒙古农民》。1925年9月,多松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,1926年回国担任中共察哈尔特别区工委书记,1927年4月,作为热、察、绥的唯一代表,赴武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。1928年8月,多松年被捕,敌人从他口中丝毫没有得到共产党组织的秘密,用5根长达一尺的大钉子,将他活活钉死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大境门的城墙上,年仅22岁。[1] 

多松年工作经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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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3年秋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蒙藏学校,受到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等的教诲,阅读《向导》、《新青年》等刊物。1924年初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,担任蒙藏学校团支部负责人。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,成为内蒙古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。他积极参加促进国民会议运动,任中共北京西城区委宣传员。1925年同乌兰夫等创办革命刊物《蒙古农民》,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宣传,任编辑和发行人。1925年,几次参加北京声援上海五卅惨案的爱国反帝群众游行示威。同年秋加入内蒙古人民革命党。不久参加内蒙古农工兵大同盟,担任该盟刊物《工农兵》的编辑。10月,同乌兰夫等5人被派赴苏联,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政治理论。1926年秋结业回国,担任中共察哈尔工作委员会(察绥特别区)负责人。他深入农村、牧区,开展农牧运动,成立80余个农会,发展建立中共党的组织。1927年4月,作为察绥地区党的代表,赴武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。同时出席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。会后返回北京。6月底回到张家口,反动当局正悬赏缉捕他,被迫回绥远隐蔽。8月返回张家口开辟工作,不久因叛徒出卖被捕。面对奉系军阀的威逼利诱,他坚贞不屈,大义凛然,怒斥敌人。8月中旬于张家口大镜门壮烈牺牲。[1] 

多松年人物轶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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创办革命刊物《蒙古农民》
1925年春天的一天,中共早期领导人赵世炎找多松年谈话:“组织上交给你一个新任务,李大钊同志指示,让你们办一份小报,向广大蒙古族群众宣传马列主义真理,你考虑行不行?”多松年不假思索地回答:“完全可以。”
多松年回到蒙藏学校,正好碰上同学乌兰夫,乌兰夫把邓中夏同志刚才与他谈的这个问题也告诉了多松年。多松年与乌兰夫商量后,第二天,他们找到奎璧,向他讲了组织的意思和他俩的想法,奎璧表示赞同并愿意参加。接着,3个年轻人在宿舍里研究了小报的宗旨、内容、稿件来源、刻印、散发的具体事宜。多松年说:“就叫《蒙古农民》怎样?”他们都觉得这个名字容易为广大蒙古族群众接受。刊名确定后,就分头去做首期的各项具体工作,多松年专门到蒙古族聚集的察哈尔、绥远做社会调查。[2] 
火车在群山间奔驰着。到达张家口市,多松年下了火车,便去京绥铁路工会张家口分会、造币厂、电灯厂,以及一些中等学校进行调查研究。以后,他又越过万泉山,来到了察哈尔农村牧区,找到当地的农民联庄会,进行调查工作。他每天都要跑几十里路,从这个村到那个村,白天找农牧民聊天,晚上在油灯下整理笔记。
有一天,多松年来到一个蒙古族村落,眼前一片凄凉景象,几座东倒西歪、围着破毛毡的蒙古包,牛羊圈里也看不到牲畜。他走到一所低矮的土房边停了下来,院里静悄悄的,便上前敲门。好大一阵,一位衣衫破烂的老人掀开草帘子走出来,上下打量多松年一阵后,才把他让进屋。屋内四壁萧然,一家老小衣不蔽体,正围着破羊皮在炕头上取暖。
眼前的情景,让多松年感到心酸,又仿佛是回到自己家里一样。他用蒙语向全家人问候请安后,便坐到炕上和他们亲切地攀谈起来。女主人一听多松年是蒙古人,看上去也不是坏人,开始诉说家里连年被抢的苦生活。多松年听完诉说后,从自己的伙食费里取出一部分钱,交给女主人:“这钱不多,你买点粮食吧。”接着多松年又给这家人讲了一番穷苦人团结闹革命的道理。[1] 
结束了察哈尔地区的调查后,多松年又乘火车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归绥(今呼和浩特市),顾不上回村里侍候双亲和年幼的女儿以及思念他的妻子,他走工厂,访学校,进农村,获得了大量生动的材料,加快了创办《蒙古农民》的步伐。
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战斗,1925年4月28日,《蒙古农民》第一期编印出来了。《蒙古农民》设置了很多栏目,有“政论”、“诉苦”、“醒人录”、“好主意”、“蒙古曲”。“蒙古曲”中有这样一首诗:“张(作霖)才去,吴(佩孚)又来,街上死人无人埋!张(作霖)才来,吴(佩孚)又去,前后唱的一台戏!盼星星,盼月儿,盼人不如盼自己!”蒙古曲中还有一首诗,用生动鲜明的语言指出了当时人民群众的“三个坏命运”:天光光,地光光,军阀不倒民遭殃!天光光,地光光,王公不倒民悲伤!天光光,地光光,列强压迫哭断肠!
当李大钊看到首期印发的《蒙古农民》后,十分惊奇:“你们搞得不错,这几篇理论,联系实际,针对性强,很有战斗力,就这样办下去。”与此同时,党组织还把《蒙古农民》确定为蒙藏学校党组织的内部刊物。之后,《蒙古农民》随《向导》、《新青年》和《工人之路》等革命刊物,一同散发到了热河、察哈尔和绥远,在蒙古族群众中起到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,受到了广泛欢迎。[2] 
参加党的“五大”
多松年、乌兰夫等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到《蒙古农民》刊物时,中共北方区委对他们寄予了更高的希望,于1925年秋,派多松年、乌兰夫等人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,他们不得不停下只创办了四期的《蒙古农民》。
在异国他乡,多松年抓住一切机会学习俄语,在很短的时间内,就突破了语言关,各门功课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。课余时间,他瞻仰了革命导师列宁的遗容,还听过斯大林的讲演,也受到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瞿秋白的接见,更进一步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。[2] 
时间匆匆而过,多松年的突出表现再一次引起党组织的注意,1926年秋,党组织决定让他提前回国。多松年听从党的召唤,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,告别了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同学,回到了祖国。中共北方区委立即委派他担任了中共察哈尔特别区工委书记,专门负责领导察哈尔地区的革命斗争。
那个时候,由于军阀统治和连年混战,这一地区的民众生活苦不堪言,革命烈火一触即发,急需党的坚强领导。多松年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,来到塞外重镇张家口,住在张家口桥西小河沿的一间小房里,组织指导那里的革命斗争。[2] 
他有时身穿工人服,有时穿长袍,有时一身农民打扮,奔波在农村、牧区,活跃在工厂、学校,宣传革命理论,建立革命组织,使察绥革命斗争呈现生机勃勃的新局面。在他和工委的领导下,察哈尔地区很快建立了82个村农会、4个区农会和1个县农会,发展农协会会员近千人。
1927年4月27日,中共“五大”代表会议在武汉召开,多松年作为热河、察哈尔、绥远3个特别地区的唯一代表出席了大会。这次大会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事变后召开的,多松年心急如焚,与其他代表一起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,提高了对开展武装斗争的认识。会议期间,多松年结识了毛泽东、周恩来、蔡和森等党的著名领导人和革命活动家。《革命烈士传》主编温济泽说:“我对多松年烈士印象挺深,因为‘五大’代表中,他年龄最小。他很有见地,我看过发言记录,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开展武装斗争、土地革命建议,他在小组讨论会上表示赞成。”[2] 
会议结束后,多松年返回北京,许多同志劝他不要回张家口了,留在北京避一下风头,但他对那个地方的革命工作放心不下,执意返回了张家口。这个时候,张家口的警察局正到处悬赏捉拿“大共产党多松年”,多松年很快布置完工作,把一些同志隐蔽好后,化装回到了离开多年的家乡麻花板村。
多松年在家只待了一会儿,就立即到归绥找到当地的党组织,向他们传达了中共“五大”的会议精神。这个时候,归绥的特务已发现了多松年,开始跟踪,他不得不经常更换地方住宿。此后,多松年又到包头以及大青山后的农村牧区,完成了“五大”精神的传达任务。在传达“五大”精神时,好多同志提醒他,暂时不要回张家口了,就在老家避避,多松年不放心张家口的工作和同志们,执意要回去。[2] 
烈士精神永传后人
多松年烈士的故居位于呼和浩特市麻花板村,是自治区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也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在大规模的城市拆迁改造中,这个不大的院落被保留了下来。烈士故居有正房五间,东房三间,南房两间,多松年以及父母使用过的物品依然保存完好,有20余件实物、80余件图片,正屋里还留着一些已经掉漆的家具,以及两盘土炕等原物。每年都有许多人前来烈士故居,缅怀这位壮烈牺牲的年轻英雄。[2] 
二十年来,河北省张家口市每年清明节都要悼念多松年。1990年,张家口市各中小学和幼儿园以多种形式举行了纪念活动,大境门小学成立了以多松年名字命名的少先队中队,2005年8月,在张家口大境门城楼上举行了多松年烈士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。呼和浩特市麻花板小学、中央民族大学附中(原北京蒙藏学校)张家口大境门小学的师生,还开展了手拉手学英雄活动。[3] 
在武汉“五大”会址纪念馆,还陈列着多松年生前用过的怀表、皮箱、饭碗、箫,这些陈列物都是赛希赠送给纪念馆的。怀表和皮箱是多松年在苏联中山大学学习时用过的,出席“五大”后,他回归绥,将这块怀表交给了妻子。多松年牺牲后,这块怀表成为一种刻骨铭心的怀念,被家人保留至今。在出席“五大”返回张家口时,会议文件就装在箱内。箫是多松年在北京蒙藏学校念书时用过的,是他课余时间的伙伴。[2] 
参考资料
词条标签:
政治人物 官员 人物 中国